你的地方·实录|上海之声:自开埠到解放前,城市的音乐生产

2019-04-07 作者:   |   浏览(
现下城市中能听到的声音,或源于社会文化风潮的催动,或来自日常的生产生活,最终都是经由不同的传播介质选择的结果。从那些被压制、忘却或忽略的声音之中,可以翻找各个时期的城市生活密码。
“·市政厅”栏目与第12届上海双年展共同发起的城市项目“你的地方”,在2019年1月27日进行的平行活动“上海之声”中,邀请了四位资深的艺术家、乐评人。他们热爱音乐和声音,开放地接纳听觉的趣味。通过他们的讲述,可以经由音乐这条线索,回顾不同时代下潜滋暗长的公众情绪,领略上海这座城市隐秘的历史片段,并思考声音与绘画等艺术形式之间的通感是如何达成的。
现场以四位艺术家、乐评人轮流对谈,并插播声音与影像片断的方式展开。上半场围绕音乐的本地化生产,回顾七十年之前在上海传播的古典乐、时代曲等。
杨宁:中西混杂
我是杨宁,之前在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档案室工作,兼写文案。我关注的一个点是,西方音乐如何进入中国,产生了怎样的碰撞,一直到它现在的处境。
今天主题是“上海之声”。这个范围实在很大,最后我们定下来,讲上海一百年以来,音乐生活的变化。
开头放一段电影。是1935年《都市风光》的两个片段。《都市风光》,开头和幻想曲(04:00)大家看到了上海大都市的景象。有霓虹灯、汽车、外滩,有西式军乐队的画面,还有很多教堂,等等。而那两段音乐,完全是西方音乐。开头的音乐是《动物狂欢节》,后面上海都市风光的片段,配乐是中国的作曲家黄自先生写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差不多是中国最早期的交响乐之一。
现在都说,上海可能是中国最西化的一个城市。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大家最愿意回忆的“民国风范”。上海经过怎样的过程,才发展到这个程度呢?仅从听觉而言,中国的传统音乐和西方的音乐,开始就有这样的兼容度吗?我找了两段史料。一个是1866年张德彝的《航海述奇》。里面说到:“叙谈间,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参差错落,颇觉可听。”这个洋琴,就是钢琴,所以琴大如箱,而且音量可以很大可以很小。在1866年,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西方音乐,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英文的。是法国作曲家Berlioz,在1852年写的一段文字。
他对中国人唱歌的嗓音和音乐的态度非常不好。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声音更奇怪的东西了,听起来就像狗叫,像狗打哈欠的样子。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可以被叫做音乐的话,真是对这个词的一种误用、滥用。所以说,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最开始很难兼容。那么为什么,从清末民初,西方音乐逐渐成为我国音乐的主流?甚至,音乐界似乎有一种秩序,把交响乐等说成高雅音乐,好像西方音乐非常高。民乐总稍微差那么一点。
关于这种态度,也有两段跨历史的评论可以互相印证。
一个是2017年的电影《闪光少女》的一段影评。这个电影讲的是,在一个音乐学院里,学西方乐器的一些学生看不起学民乐的学生,然后学民乐的学生最终扬眉吐气。有这样一篇影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首先,为什么学西方音乐的人看不起学民乐的人。这篇影评说了三个原因。第一,大部分民乐乐器音量太小,回声效果差。然后,民乐没有低声部,也就是说,它的声音不完整,只有高声部和中声部,再往下走就只有鼓了。最后一点,民乐没有和声,所以它的声音跟西方音乐比起来不够立体。
这背后是怎样的思维?从听觉思维上讲,如果一种乐器音量很小,那么它肯定是不偏向于公共场合使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留学时,听到西方的交响乐,会觉得这个东西真不得了,那么响,声音听起来那么和谐好听。而低音声部缺失,影响声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和声也是系统性的一部分。
所以,19世纪晚期,中国那些留洋的学子,听到西方音乐,是被两种东西震撼的:一是科学性,一是系统性。
回过来听当时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传统的戏曲、茶楼茶馆的丝竹,就觉得有两方面不足。
一是做不到很多乐器一起演奏,大家的音高都很漂,都是咿咿呀呀的声音。而且,讲究的是另一套韵味,不是系统的方案;很多乐器定义的音高都不一样,合不起来,自然不可能形成非常洪亮的音乐。
在清末民初半殖民地的背景下,这些学子就觉得,音乐上感觉没有西方那么强,这也是国势衰落的反映。1900年左右,有一位有识之士认为,中国音乐当时有四个毛病。“无进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都是用来娱乐嘛。“不能利用器械之力”,就是相对西方乐器非常轻,没有什么音量。“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很多是用于上层阶级娱乐。最后就是“无学理”,就是没有科学性。
所以,那一代学员想引进西方音乐来做事。一方面用于教育。这里有张照片,是1910年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间这位曾志忞,是中国最早创作西式音乐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那时传统的团练音乐也非常颓靡。当时的新式军队都会引进西方的铜管乐队。在《都市风光》电影里已经看到了。这都是1910年左右,也就是清朝快要over时,人们在音乐上的一些尝试。
再后来,在新式的学堂和新式的高校,就开始有一些传播和教学西式音乐的机构,比如北大的音乐传习所等。这当中,一件标志性的事发生在1927年,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上海国立音专。这之后,以西方音乐为重的一套音乐教学和生产体系,就被制度化了,差不多延续到今天。
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对西方音乐的态度。而对上海来讲,还有另一条脉络。这条脉络很重要的一个缘起,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生活。这很容易想象,那一路走过来之后,他们很想在上海复制祖国的文化生活。差不多是在一八六几年,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剧社。那时话剧是非常流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娱乐。随着剧社成立,有些欧洲过来的音乐家,成立了一个管乐团。在1879年,这个管乐团被一个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收编,成为上海公共乐队。这个乐队发展到今天,就是上海交响乐团。
19世纪末,这个乐团绝大部分时候服务于当地外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娱乐。比如说跑马会,赛马要一个军乐团助兴,就会请public band过去演奏音乐;或者谁家要结婚,要音乐助兴,乐团就去。在1860-1870年,一年有三百多场这样的演出。
在上海,人们听到西方音乐,不一定要去外国人住的地方。这是外国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的一个方式。在种种战乱的影响下,租界形成了一种杂居的局面,中国普通百姓慢慢接触到各种西方音乐。随着城市逐渐繁荣,一种城市流行文化形成。我们今天所谓老上海风情中的音乐部分,被称为时代曲、时代老歌的这些作品,才开始慢慢出现。
我们现在可以来听,老的时代曲是什么样子。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类似周璇的唱腔。我找的更早一点,比如黎锦晖作的《毛毛雨》,这是他的女儿黎明晖唱的,1927年录的唱片。《毛毛雨》,黎明晖 唱首先,这是中国的音乐还是西方的音乐?我的感觉,它肯定是中国音乐,但它里面用的元素很复杂。
它的节奏感是非常舞曲的。当时在上海,舞厅文化非常流行。流行到什么程度?最早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中国演奏员谭抒真先生有一段回忆。差不多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还是每周举办舞会。他说,舞会里面全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所以,舞会文化当时非常流行。时代曲很多都是这样的舞曲风格。
和声应该听得出来,他当时配了一个爵士的乐队。里面整个和声,都是爵士乐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光是上海,全世界都被爵士乐的浪潮冲击得不行。美国自然不用讲,像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地方,当时那里的严肃音乐,受爵士的影响也都非常重。
与它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类型的音乐。比如,给《都市风光》配乐的作曲家黄自,是中国最早的学院派作曲家,创作中有非常强烈的传统文人气质。我们可以听一下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的第二乐章。《长恨歌》第二乐章黄自是留学美国的,毕业于欧伯林音乐学院和耶鲁大学。那一代的学院派作曲家,会认为这是中国的音乐应该走的方向。《长恨歌》创作于1932年。
当时,中国左翼的力量发展很快,左翼音乐也发展得很快,它们的传播是跟当时的整个商业、整个娱乐结合起来的。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最早也是一首电影的配乐。这是1935年的电影《风云儿女》的结尾。《风云儿女》片尾(01:56)包括最开头的《都市风光》,刚才听到了四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说,是三种方向。一种是偏大众流行的,比如时代曲。一种是学院派非常文雅的创作。还有一种是非常有煽动性的群众革命音乐。这些音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并存的。
回到《都市风光》的片头。音乐创作者有四位,一个是黄自,一个是赵元任,还有贺绿汀和吕骥。这四位后来的生涯,放在一起讲很有趣。
黄自1938年去世,当时只有34岁。新中国成立后,连同他的弟子刘雪庵、陈田鹤等人在内,境遇都不太好。赵元任后来出国了,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杂家。还有两位,贺绿汀和吕骥,后来都是左翼音乐的干将,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形象。但他们后来也成了死对头。
我们在片头还可以看到,演员表里有一个蓝苹。蓝苹就是江青。
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非常神奇,以一种非常和平、非常大众友好的方式,把几位后来境遇那么不同的人物拉在一起。
刚才那几位,创作的音乐那么不一样,但他们的合作是非常和谐的。这里我还有一个选段,是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台盛况。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叫《Yellow Music》。
他说,在上海的电台,可以听到什么呢?可以听到大锣声,可以听到鼓乐、三弦、诵经、京剧,还有夏威夷的吉他,还有那些唱歌的舞女,或是一些赞美诗、四重奏交响乐。当时上海有超过六十个电台。这样的一种繁荣景象,它的运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方面墨墨是专家,现在有请他讲。
墨墨:唱片和电台
刚才杨宁说的整个状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上海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方。就音乐来说,进行文化交流,必须要有载体。当时两个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是唱片,一个是电台。
徐家汇绿地在建设时保留了原址上的两个建筑。一个是大中华橡胶厂的烟囱。还有一个,就是衡山路上所谓的小红楼,解放后是中国唱片公司的办公楼。这幢小楼当中,诞生了几乎所有的国语时代曲。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在这个小楼中诞生的。
20世纪初,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开了这样一个洋行,卖法国百代公司出的唱片,其实是进口唱片。
当时,唱片在全世界刚诞生。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蜡筒型唱机。1887年,德国籍的美国人伯利纳发明了圆盘型唱机。圆盘型唱机后来占领了市场。我们今天的黑胶还是伯利纳思想的成果,基本完全一样。
唱机诞生不久,就进入了上海。上海是中国第一个有唱机进来的城市。1908年,乐浜生这个法国人就在上海卖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的唱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对唱片业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法国在欧洲大陆被卷进战争,从法国把唱片运到中国的路就断了。另外,当时的唱片叫虫胶唱片,它是用印度或东非的某一种树上的树脂做原料,一打仗,原料的路线也就断了。
当时乐浜生还有一些竞争对手。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比如美国的胜利唱片,在上海也经销唱片。美国一开始没有卷入一战,还有通路把唱片运到上海来。
因此,乐浜生感到压力,索性就在上海开厂。1914年一战爆发,他在徐家汇买下这片地皮,建了一个唱片厂。1917年,唱片厂建成投产,中国的第一张唱片就在这里诞生。这家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就慢慢成为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一个音乐中心。
唱片上要有内容。百代唱片公司,包括上海所有二三十家唱片公司,一开始是引入西方的一些唱片。在中国本地,起先录的是京剧,还有地方戏曲。比方说,美国的公司,录广东的粤剧比较多。因为当时有很多华人劳工到美国,因此美国就有粤剧唱片。这些外国唱片公司来到中国,就会到北京,比如说请谭鑫培去录唱片。唱片还有教育类的,类似后来的教辅磁带。
对我们今天影响最大的,是刚才说到的国语时代曲。
时代曲首先是电影的附属品。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电影中心,有声电影一定要有音乐。唱片公司就参与进来。那时有声电影是一种现代的消费方式,讲的内容是现代的,对应的音乐就变成跟现代融合的形式,把中国的一些东西融入西方音乐。我们听到的黎锦晖的《毛毛雨》,应该是中国第一首所谓的现代流行歌曲。从这首歌开始,在为电影做配乐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国语时代曲。我们最熟悉的周璇、白光,都是这样出来的。
另一个渠道是电台。上海也是中国电台的发源地,1927年有了第一个电台。那时电台和现在电台的概念不一样。现在的电台,比如虹桥路上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它如果一发射,整个上海地区全能覆盖到,甚至江浙也能覆盖到,因为功率比较大。那时的电台功率比较小,覆盖面比较小。当时上海就出现许多电台,因为一个电台只有周边居民才能听到。到1930年代,统计到的有二十几个电台。上面外国人提到六十几个电台,可能政府没有统计到的非常多。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新公司的广告。新新公司的大楼,是今天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商店。上世纪20年代,有一些广东人,从澳大利亚或香港,到上海发展,在南京路上建了四家百货公司。中国百货的商业模式,就是从这四家公司开始的。
卖的东西跟别人一样,就没什么竞争力。当时,新新公司已经是第三家了。老板想出一个办法,在楼顶上建立一个电台。这个广告里,有一个新新播音台,就在楼顶上。
当时上海有非常多的电台。新新公司的电台,建了一个四面墙是玻璃的播音室。顾客去买东西经过,可以看到里面现场唱或说些什么。
这张照片是我前两天在网上发现的。新新电台很有名,但我在网上找不到照片,可能要到图书馆或博物馆去找了。而这张照片是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个收音机博物馆中对新新百货玻璃电台的再现。还有一张照片是对它的介绍。
这个玻璃电台,一是现场直播,二是进百货公司的顾客都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复制品,是在今天的中山市的一个收音机博物馆中。之所以这个复制品今天会在远离上海的广东省中山市再现,是因为当时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人造的。
一个是唱片公司,一个是电台,这两样就成了在上海传播的最重要的两大渠道。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戏剧甚至是广告、教育,等等。
还可以多说一下,对工薪阶层来说,唱片或唱机还是蛮贵的。电台出来以后,市民只要买一个收音机就可以了,收听是不花钱的。1935年左右,全上海开始听电台,百代或大中华这些唱片公司,唱片销量直线下降。当时已经是英国公司的百代,通过外交手段去向当局施压,一定要让电台播自己的唱片并付版税。后来就扯皮来扯皮去。国民党当局最后认定,唱片是普通消费品,不是出版物,也没有著作权,所以唱片还是直接就播了。电台也说,当初你们唱片公司是求着我们、拿着样片到我们这儿播,现在又要向我们收钱,我们也不同意。
电台除了播唱片,还可以做很多事。百货公司的电台可以直接做广告。今天我们进了什么新货,比如进的钢笔、衣服,是什么样的,可以直接广而告之。另外,可以请当红的明星,滑稽戏也好,曲艺也好,歌手也好,直接现场直播。
因为电台的功率比较小,艺人需要赶场。比如说,今天周璇去这个电台唱,六点到六点半,唱完接下来跑场子到下一个点还唱。不像今天一个电台全听到了。
所以不管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或东西方融合在一起,电台和唱片,都是传播音乐最重要的载体。
多说一下这张聂耳的名片。百代唱片公司,不单是出了我们现在印象当中的周璇、白光这些人的国语时代曲,还做了很多东西,包括戏曲、教育类。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百代诞生。今天徐家汇这幢小红楼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件事。
国歌在百代诞生。这个基础是,事关整个国家存亡,我们有一个左翼的抗日救国运动。事实上,当局不想搞得那么大。左翼的活动分子,在音乐界当中有非常多。如果这首歌在华资唱片公司做,可能会受到压力。而百代当时已经是英国公司了,就没有压力,聂耳成了东方百代公司的音乐部副主任。百代反而可以成全抗日救国的左翼力量,所以百代唱片公司的发声,不是在英国唱片公司的体系当中的。
因此,电台和唱片,是上海的声音在1949年之前非常重要的两个载体。
小龙花:同时期的视觉文化我是一个爱乐人。我叫小龙花,艺术家。我在这里提供一些视觉的部分,来对照声音当中东西方融合的元素。
先从顶部开始。最上面两张,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对比。
下面是我的工作台。上海人本身就有一种很善于吸纳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性,对所有新的东西都会感兴趣。
这是一个文化拼图。左侧这边是时代漫画,其创作背景是差不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算杂志,也有娱乐属性。我删减了大量比较商业的部分,摘选了一些作者。
这边是老艺术家张光宇。他就是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美术设计。除了西游记,他还画了一个《西游漫记》,里面还原了大量民俗元素。当时的视觉工作者视野很广。除了欧洲之外,我觉得,他连东南亚包括对云南的一些元素也有截取。在凳子上的女人,是他在《时代漫画》上连载的一个板块,叫做民间歌谣,将民间的一些民谣,配以插图。
另一位作者是曹函美,画的是连载的《金瓶梅》,连环画非常出色。这里可以对应的文化渊源是比较传统的。右边是一些徽州的木雕,他是从古代的绘画和木雕上截取文化元素。下面是我在贵州淘到的一些老的连环画,也是戏曲。
我觉得有些差异在于媒介的转换。当电视出现以后,戏曲还要进行传播,可能要通过其他形式,比如转为连环画。连环画是平面的语言,是翻拍,有点像剧的定妆照。所以还是用平面的方式传播,跳过了电视媒介。这是非常有趣的点。
像当时的音乐传播要通过电台,文化产品可能还是需要由不同的媒介,特别是当时的强势媒介,来进行传播。
当时一些拼接的作品,已经跟欧洲达达时期的一些拼贴完全接轨了。我们的信息在当时是对等的状态。下面,我也找到了当时的一个拼贴作品。在欧洲,当时进行了大量的摄影拼贴实验,还融合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因为欧洲在那里有很多殖民地。也会有人直接收藏一些非洲的东西,比如木雕。
再往下,左边这位,从画面看,今天也还是挺前卫的。右边这位是德国包豪斯时期著名的一个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这里我找来的,是他当时排的一部剧叫《南丁戈尔》,是以中国清代为背景的。当时西方分不太清中国和日本,所以他在服饰里有种混淆。反过来,我在吸取一些外来文化时,也没有太多根据。这也给很多创作提供土壤。你没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可以阅读,可能要通过脑补,就会出现非常奇怪的东西。
   这个是在包豪斯被关闭之后。施莱默无法发表自己的作品,于是画了很多漫画。我也问过德国的研究奥斯卡·施莱默的老师,他有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的《时代漫画》。他们说看过的。那么可以想象,欧洲和上海在当时信息流通非常顺畅。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上海和欧洲的关系。这里我也找来了一些日本的东西。因为中国和日本其实非常近,在民国时期,大量日本文化人还来上海取经。在这之后,日本对中国还会进行一些反哺。左侧的是丰子恺。丰子恺在日本留学时也收藏了很多竹久梦二的漫画,竹久梦二对他的风格形成有很大影响。
右边我找来的是一位跨界艺术家,他做动漫,也画漫画。我们可以看到他上面动画的一个截图。他从欧洲的勃鲁盖尔的绘画里直接汲取营养,然后把它做成动画。同时,他的绘画作品又受到超现实的影响。这边长的是一个玛格丽特,其实他也受到了欧洲的影响。我想做一个对照。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这还有一位作者叫做武井武雄,也是和竹久梦二同时期在日本的一位艺术家,可以看到欧洲的影响痕迹。左边是我收藏的他的一些藏书票,可以看到他做的一些木刻,也和日本的传统艺术相关。鲁迅以前收了大量的武井武雄和竹久梦二,还有欧洲的铜版画,将它们引入中国。
这块儿都和音乐相通的,刚开始进到音乐也是有融合,再下面也是有民乐。
所以,上海作为一个文化回笼的中心,各地的人、各国的人都有,给融合提供了大量素材。
从刚才张光宇这些艺术家身上,除了欧洲的东西之外,还能看到大量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除了漫画家和插图师的身份以外,他们有的也是作者,甚至是书法家,都具有一定东方文化的底蕴,所以能把西方的文化进行“消灭”——这是我一个同事用的词,我觉得也挺贴切的。他能比那个位置站得高一些,于是可以筛选,有哪些内容可以融合。
这边是西游记,可以往下看。最早的是以前木刻版画的形式,就是清代的《西游记》,相当于一种东方的基础。我们再回到上面。可以看到张光宇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与我们最传统的版画之间的关系。
上面这位作者是捷克的艺术家,他也来画《西游记》。捷克对中国动画这一块儿研究非常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捷克人读完西游记后的反馈。其实,我觉得张光宇是在欧洲和传统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那一小格有一个叫做杉浦茂,是同一时期非常有名的漫画家。他也画西游记,受到大量迪士尼的美式风格影响。张光宇之前的一些美术片,比如万氏兄弟做的《铁扇公主》,当时都受到迪士尼文化的影响。迪士尼文化再往上,其实是默片时期的喜剧。这个是我想说的,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漫画》来对照刚才聊到的在上海发生的文化融合。
杨宁:一些回应
我看这些,感觉是视觉艺术走在音乐艺术前面至少几十年。中国在引进西方音乐这一块儿,是在日本之后的。最早期的那些学堂乐歌的作者,比如曾志忞,他们最早的时候,自己不会创作,听得很少,完全不懂,怎么办?用现成的旋律,填上一些中文词,就形成最早的一些学堂乐歌。
有点可对比的,差不多就在清末民初。1913年,那时日本的作曲家就可以写出比较像样的交响作品,但中国差不多1930年之后才有比较像样的交响乐作品。
还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些流亡到中国的外国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这里想说两位。可以看一下,上海工部局乐队1933年的节目单。上海工部局乐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这是一场我觉得很有标志性的演出,演的全是中国音乐,所以叫做Grand Chinese Evening。然后,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第一,这可能是中国音乐史上首次西方的乐队和中国一些乐班子同台演出。大同乐社是活跃在上海的一个国乐社,演奏者包括卫仲乐。第二,一位作曲家创作了中国风的交响音乐,这个作曲家叫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这场演他的作品,是《红楼梦》里的。还有一首是《北平胡同》,虽然写的是1920年代北京的街景,但这部作品在上海完成。下半部分是他的一个哑剧,现在好像没有视觉资料留存,没有办法看到在舞台上到底是怎么样的,但至少这是西方乐队演奏的、中国风的一部剧。
这部剧的赞助者是梅兰芳。所以说它不仅在内容上很有标志性意义,在当时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很多的文人,像鲁迅等等,要么是来看演出,要么就为此写文章。
1933年在西方音乐史上是很重要的周年纪念,一个是勃拉姆斯诞辰一百周年,一个是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作为一个西方音乐团体,当时工部局乐队举办了纪念作曲家的一个音乐会,这两场正好一个在这场之前,一场在这之后。但这三场音乐会的票房,是这场Grand Chinese Evening最高。所以,当时至少在音乐上,这种中西结合的尝试已经有相当大的需求和影响力。
但这些作品,如果在艺术史上看,和绘画作品做对照的话,我们刚才看到了,小龙花介绍的这些画面,已经结合了现代艺术的一些技法。而当时的音乐作品,以及播放技术,其实还是在西方浪漫主义,就是19世纪的传统下的东西。西方的现代音乐真正进入中国也是要到文革之后。
首先就是跟日本比的话,中国音乐艺术大概晚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么比?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对西方文化都处在一种被打开、要接受的位置。所以,也只能这么比吧。再和其他的国家比,就没有可比性。
我其实想说另外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谈的所谓西方的音乐,其实还是指西方的古典音乐时期。我想说的意思是,它只是历史阶段的音乐。在通过这种资本主义扩张散布到全球之前,其实在西方,他们的音乐形式可能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的。
之前提到和民乐比较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民乐之所以不行,是因为音量比较小,没有低音。我想说,在17世纪,在更早的时候,现代的管弦乐没有建立起来,在欧洲宫廷的乐队里的琉特琴,就是古希腊那支过来的琉特琴,琉特琴的工资是小提琴的五倍。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也要回到历史脉络里,去谈今天谈的古典音乐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说音乐,把它当成一个作品来看。但从欧洲的音乐观念上看,音乐作为一种作品被欣赏,也是很后面的事。大概在17世纪,是教堂里的一个乐手提出这样的观念。为什么?从美学的角度,音乐作品是在时间中产生的,它是一个连续发生的事情。那么意味着,它即生即灭,没有办法保存,和一个视觉作品完全不一样。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把音乐当成一种活动,而不是把它当成作品去看待。
结合刚才谈的这些,大家会发觉,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不管传播的渠道也好,还是它的媒介也好,更多地不是把音乐当成一个作品去看。音乐更多地像一种活动。或者说,它进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把音乐当成作品或者把它当成一种欣赏的对象,这是后来的事情。比如说在17世纪的音乐会的形式出现之后,才会把音乐当成作品去欣赏。只有当音乐会出现的时候,整个音乐才进入了公众视野。这种音乐会的形式跟当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而且很重要的是公共生活。
反过来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又会发觉,听电影也好,听电台也好,去听唱片也好,大量地都是在公共生活中。音乐这种连接人的关系的作用,发挥的效应是非常的大。西方音乐一开始进来,并不是作为一种所谓很高雅的艺术,或者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欣赏的艺术对象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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